□ 刘建平 刘 旷 王彦翔
于都河畔,渡口无言,却见证着90多年前那场震古烁今的伟大远征;瑞金沙洲坝,红井依旧,清冽的井水诉说着共产党人不变的为民初心;湖南桑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巍然矗立……经过多年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正以崭新的姿态,成为面向青少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精神高地。
面向青少年讲好长征故事,要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果,做好长征主题研学这篇大文章。长征主题研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观游览,其有效性取决于三个环节的贯通:遗址能否转化为可进入的教育空间,故事能否转化为可理解的“意义供给”,体验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认知建构。把握好这三个环节,才能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在体验中赓续红色血脉。
第一,依托建设成果,实现红色遗址功能跃升。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丰富成果,为长征主题研学提供了系统化的空间载体。从文化遗产教育的视角看,当一处遗址仅被围栏保护、被文字说明时,它提供的只是“关于历史的信息”;只有当遗址融入可进入、可感知、可互动的空间叙事之中,它才可能成为“激发历史意识的媒介”。对于青少年而言,后者的意义远大于前者。这一判断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例如,陕西延安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将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延安革命旧址群等红色资源串联起来,推动红色文旅与绿色生态融合,使研学空间从单一纪念地扩展为可徒步、可体验的广阔空间;贵州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项目之一,当地组建思政元素挖掘专班,打造《长征在石阡》等120余个示范课程,使遗址保护与研学课程一体推进,成为研学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第二,把握认知规律,让长征故事更加入脑入心。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相关遗址提供了“历史发生的现场”,但“现场”本身不会自动产生教育效果,关键在于研学内容的设计要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水平相匹配。当前,长征主题研学面临着一个结构性问题:长征历史的表达与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之间存在一些错位的情况。根据通常的认知发展规律,小学阶段,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情感体验优先于概念理解;初中、高中阶段,抽象思维开始形成,价值判断能力萌发;大学阶段,则具备理论阐释与批判反思能力,能够进行价值追问与知行转化。因此,破解“错位”问题,不在于增加故事数量或渲染强度,而在于建立与青少年认知水平相匹配的“意义供给”机制。例如,四川石棉县深挖红色文化、绿色生态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规划多条研学线路,包括以红色教育为主的“红美安顺1日研学”线路、以农事体验为主的“春日小小农夫研学营”等,体现的正是分层施教的自觉。
做好长征主题研学,要在恰当的认知层面上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支点”,进而撬动情感与思考,使长征精神从“知道”走向“理解”、从“理解”走向“认同”。
第三,强化馆校协同,提升研学体验育人实效。
长征主题研学的深层难题在于现场体验能否转化为认知建构。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利用现有基地(场馆),分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场馆教育与学校教育遵循不同的知识生产逻辑:场馆提供的是沉浸的、情感优先的经验,学校提供的是系统的、概念优先的训练。二者若缺乏有意识的结构化衔接,便容易出现青少年研学时感动、回来后遗忘的困境。强化馆校协同的要义,是在两种逻辑之间建立转化连接——场馆体验为学校课程提供“问题意识”和“情感动力”,学校课程为场馆体验提供“解释框架”和“反思工具”,最终形成“现场体验—问题探究—成果创造—反哺课堂”的完整链条。例如,西北师范大学牵头成立甘肃省“大思政课”馆校实践育人协作体,联合红色场馆,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湘潭大学“重走长征路”红色实践活动将研学成果转化为“微课”视频,打通从行走体验到“反哺课堂”的链条。
总之,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果,做好长征主题研学,面向青少年讲好长征故事,最终要回答如何让长征精神成为青少年精神动能的问题。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果使红色遗迹更加可及、研学设计使长征精神更加入脑入心、馆校协同使育人更有实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一定能更好发挥理想信念教育作用。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湖南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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