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揭开夏朝神秘面纱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中华文明在朝代更迭之间绵延，不同的朝代串珠成链，串联成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夏王朝”是这串珠链的起点；不同的文明似繁星点点，照亮了中华文化的苍穹，“夏王朝”在这片星空中格外亮眼，且保有神秘感。

那些流传至今的历史记述之中，夏王朝的故事十分完整。从大禹的儿子“夏后”启打破禅让制，让“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开始，中国的王朝历史得以开启。直至荒淫无度的夏桀被成汤推翻，一个更加灿烂的商王朝在夏的灰烬之中诞生，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就此深埋于地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决定性证据能够证明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夏的故事，大多出现在《史记》、《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历史文献中，王侯将相常引用夏朝的故事为自己的行为正名撑腰，孔子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但这些文字资料并不足以说明夏王朝的真实性，为了寻找夏朝，考古工作者们将探索“夏文化”视为毕生探索的宏伟课题。

1959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解读着遥远时代留下的无字书，将中华文明不断拉长，为世人讲述中国的故事。二里头这片沉睡3800多年的大地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不断给世人以惊喜。

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二里头宫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按照“碳十四测年”结果，这座古城兴起于公元前1735~前1705年，此后使用了近300年。

从洛阳市区驱车不到一小时便可到达二里头夏都遗址，这片广袤的土地本不起眼，尘封的遗迹被拂去黄土，世人开始仰望这座城，夏王朝的轮廓逐渐清晰。

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现存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距今3700多年前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中心区是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1/7，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宫殿院内地下埋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北面是祭祀区，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起、由重兵把守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里面有中国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和生产绿松石器的作坊。

二里头遗址发掘大致分为四期，一、二期出土的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一、二号宫殿基址，以及铸铜作坊、多座随葬青铜器、玉器的高级贵族墓葬，初步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3000多年前的都邑性遗址。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随着20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启，二里头遗址成为首批纳入的6座都邑性遗址之一。考古人员对宫殿区进行了重新钻探和重点发掘，十余座集中分布的宫殿再一次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四合院式的宫殿呈轴对称分布，一门三道，这样的建筑模式正是此后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开端，至今在故宫午门还能看到。宫殿区外纵横交错的大路和筑起的城墙，将整个区域围成了一个约10万平方米的宫城。

2004年，考古人员在宫城以南又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墙围城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2011年，又一处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被发掘，这处基址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宫室建筑遗址；2019年新发现的8号基址南缘、2条道路和6段夯土墙让二里头都邑的多网格式的宏大格局更加清晰，宫殿区居于核心，其它每个网格属于不同人群，显示出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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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6号基址平面图

迄今为止，仅仅露出冰山一角的二里头遗址，已经让人充满无限想象，一座王朝大都的气象逐渐被揭开。“它肯定是一座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对二里头的一切如数家珍，在赵海涛看来，二里头的规划观念和宫室制度，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在2021夏文化论坛上，赵海涛剖析二里头都邑布局时表示，“二里头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无论是规划观念、宫室制度还是出土文物，都能说明它是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这样的大型宫殿建筑，也从侧面说明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经勘探发掘所知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金玉共振，开启了东亚的青铜时代。略微拱起的弧形铜胎上，共有300多片绿松石，历经3000多年，纹丝不动，光亮如新。几毫米大，一到两毫米厚，高超的技艺让金玉共振在它的年代独占鳌头，它比东亚大陆的文字早五百年出现，用无声的语言，向世人讲述几千年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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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来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公众号）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韩鼎在2021夏文化论坛上介绍：“二里头铜牌饰是龙山时代神面纹至商代饕餮纹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铜牌饰所包含的青铜铸造术、绿松石镶嵌技术、金玉共振的审美、与祭祀、信仰的关系，都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海纳百川的特征。二里头铜牌饰与大甸子、三星堆神面纹的共通性，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是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证据。”

龙形牙璋，出土自1980年三号墓葬，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是二里头文化政治制度秩序的一种象征。牙璋外型像刀又像剑，二里头文化以前，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四件牙璋，主要分布在宫殿区域的贵族墓室之中，反映了所属贵族的社会阶级。出土的牙璋表明，此时其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成为了王朝内君臣关系和制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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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牙璋（来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公众号）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郭婧一在介绍牙璋的政治意义时表示，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牙璋仅为高级贵族专用。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牙璋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西至甘肃、北至陕北、南达川湘粤港，最远甚至到达越南。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文化的认同使得各地散落的小型邦国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世界文明多元化的今天，在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昔日的牙璋成为传播文化、促进交流的使者，它穿越历史长河，向现在的人们传递着先民们古老的智慧和经验。

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铜爵，被誉为“中华第一爵”。这件距今3600多年、见证中华酒文化的夏代乳钉纹爵，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除了作酒具外，爵还有“明贵贱，别尊卑”的作用，是贵族身份、等级、地位的象征，处于酒礼器组合的核心地位。古代爵禄制就是根据贵族身份的高低，规定其配享相应的爵，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凡随葬容器者必有爵，足以说明使用者的身份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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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牙璋（来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公众号）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但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表示，“学界认识趋同，二里头为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成为倾向性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发掘了1%多一点。”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当时历史状况的文字材料，所以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